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医院齐聚武汉，国人欢欣鼓舞。
之所以号称为天团，医院实力雄厚、历史悠久，成立均在百年以上，也是目前国医院。年，英美六个教会合作在北京开办了协和医学堂，即为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十一年后被洛克菲勒基金会收购；年，前身为英美教会创办的济南共合医道学堂更名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医科，齐鲁大学医学院的建院日从此起算；年，美英加的五个教会在成都建立的华西协合大学医科正式开设，医院医院；同年，湖南育群学会和美国耶鲁大学联合创建了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医院的历史，某种程度上也是中国现代医学的历史。若更进一步省察，不难发现，其背后都有同样的源起。
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Parker）来到广州，成为在中国行医的第一名传教士。
伯驾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神学院都拿到学位之后，主动申请到土耳其或中国传教，他所属的公理会最终将他派往中国。年，他在中国行商伍秉鉴的帮助下，于广州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被称为“新豆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疗眼病。第一天开业无人上门，第二天有一位患青光眼的寡妇上门，第三天开始就陆续有人来诊疗了。
病人的病患消除之后，恐惧和疑惑的心理随之消失，开始对洋鬼子的西医产生认同：确实有效。后来甚至出现了在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有人提着灯笼到门口排队，务求在天明之后能挂到号，医院。新豆栏医局是外国在中国医院，医院的前身。
跟佛教和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有更鲜明的以医传道的色彩。据《新约·马太福音》记载，公元28年开始，耶稣就开始在加利利借治病而传道。他在各会堂里医治百姓的病痛，并传天国的福音。当地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凭借异能，耶稣治好了各式各样的病症：麻风病、热病、血漏。他使盲人复明甚至起死回生的神迹，赢得了民众的信赖。
医院制度，主要也源于欧洲。早在中世纪时，医院作为传教手段之一，为贫困和残废者看病是天主教的慈善事业。公元9世纪时，欧洲亦有许多医院。而在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院逐渐发展成为以医疗为主的、集治疗和护理为一体医院。也就是说，天主教不仅有黑暗的宗教裁判所，也有医院。
医院制度传到美洲、非洲和亚洲，也因传教士的足迹而起。基督教在全世界的传教活动往往都伴随着医疗，虽然早在明末就有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但医疗手段的传入，却是在十九世纪后到来的。
当时清政府禁止公开传教，传教士所能做的最多就是在街上发发小册子。伯驾到广州一年后，广州的传教士史蒂文斯（EdwinStevens）在街上看到一名神情沮丧、消沉颓废的年轻人，就将中国第一名华人牧师梁发编撰的《劝世良言》递给了他，希望于他能有所启迪。刚刚因科考失败而失落的二十二岁年轻人只是草草浏览了一下，回家就丢到了书架上。
七年后因为机缘巧合，已经四次落榜的不得意乡村塾师再次翻开这本劝世良言，大受震动。于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将在又一个七年后震动中国，他叫洪秀全。而此时的梁发，即将到伯驾的眼科医局协助他传教。
伯驾来华时，当时的基督教机构正确认要把医疗“作为福音的婢女”，即利用医药作为在中国扩大教会影响的手段。美国基督教差会的司弼尔，把这一宗旨说得明白无误：
“我们的慈善事业，应该以直接达到传播基督福音和开设教堂为目的……因此，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和可能为前提。”
尽管如此，鸦片战争之前伯驾在自己的医局里也不敢公开传教，只是通过与病人的接触了解中国国情。年，他在医局中替一位从未谋面的老者治疗疝气，老者后来还向他咨询有关鸦片的问题，并要他提供治疗吸烟者的药方药物。后来他才知道，“对于这样一位著名人物，他的行为是中英这两大国间破裂的近因。”
老者是从北京来广州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但因为鸦片战争爆发，伯驾的医局暂时关门，但年医局重新开张时，他就能公开利用治病而传教了。在病人施行手术前，他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传教，动完手术后再继续向病人说教。不仅如此，医院每星期都要举行礼拜，伯驾和梁发等人向病人散发传教宣传册，要病人下跪祈祷，并感谢外国医生为他们免费治疗，要他们入教。从此，所有在华教会的医疗机构都设有专职神甫或牧师，利用医疗来传教。
伯驾还是第一名在中国训练中国医学学生的外国医生。在医局里因为医务繁忙，他招收了四名受过教育的青年学习西医，这差不多也是中国人学习西医的开始。年，医院成立了南华医学校，成为中国最早有系统培养西医的教会医学校。
除广州之外，医院也如出一辙的采取了以医传道的形式。年，英国人雒魏林（WilliamLockhart）在上海开设“中国医馆”，这医院标志着医疗宣教事业在上海的开始，而中医院的前身。
“医院每天早上七点半打铃，所有住院病人凡能走动者，包括仆人和家属，都必须到大厅内集合去听牧师用中文讲道，同时参加祈祷。在九点，医院提供病人可能需要的药品。……下午门诊开放前，所有候诊病人及陪同来的家属，也必须集中听外国牧师讲道。……女人和男人们分批进入，由看门人发给竹签。病人们按照竹签上的号码分成两队，在大厅集合。然后，他们逐个接受医生的检查，并领取药品。医院就医者，一概先听道后看病。对于那些起不了床的重病人，传教士就去他们病房里讲道。”
年氯仿麻醉刚在西方出现，第二年中国医馆就将其应用于外科手术中，医院管理者西方人的身份，医院地处中国也能很快享福于欧美的最新医学成就。医院、医学和医学教育，使中国开始出现新气象。英国传教医生康德黎（JamesCantlie）在任香港西医书院教务长时，非常赏识自己的一名学生，希望将来是像他那样高质量的具有新思想的医生去改变中国，“只要再过几年以后，造就一批经过适当训练的医生，即可使目前中华帝国的混乱与黑暗，进为医术的和现代科学的。”
但他那名以洪秀全为榜样的学生，认为学医救不了中国，只有革命才是根本解决之道。于是未来的医生终于变成了未来的领袖，他叫孙文。二十多年后，同样认为学医无用的还有一名日本留学生，名叫周树人。
虽然本意是借行医以传教，但经过将近半世纪的历练，传教士们发觉以传教行医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结果。
首先是病人实在太多，超出传教士们的预料，潮水般的病人让他们发觉没有什么时间既治病又传教。伯驾来华之前，曾表示解除肉体的痛苦，最终是为了拯救灵魂。但来华之后他却感叹：“我不由痛苦地发现，我对因病而濒临死亡的那些华人的兴趣更大，我已在某种程度上违法了训令……每周都有成百上千的病人投医，我急于治好他们的病体，却无暇代表他们的灵魂向天堂呼救。”
雒魏林也有同感，“如果医学传教工作是任命的，那不管是好的外科医生还是好的牧师，都要糟蹋了……试图从事两份职业，常常要在一方面失败，有时在两方面都要失败。”
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平等条约规定了相当限度的“传教自由”。与伯驾来华时不同，传教士不仅可以在通商口岸而且可以进入内地。既然传教的禁令松弛了，那医学传教也不再是传教的最佳方式。相当数量的传教医生开始脱离传教团，自行挂牌行医。
更重要的是，虽然进了教会医疗机构，但讲求实际的中国人虽然认同了西方人及其医术，却根本没有从心里认同基督教。梁发在伯驾的医局里就已发现：
“礼拜继续了三年半，先后赴会者共有一万五千多人次，可是在这许多人中，真心研究教义者只有三个人，而受洗入教者竟一个也没有。”
而据“医务传道会”的报告，在~年的12年里，医院收治的名病人中，皈依基督教的只有12人。于是年，上海成立的“中国博医会”取代了“中国医务传道会”作为在华传教医师的联合协会。这是纯粹的学术团体，仅允许有文凭的医生加入，宗旨并非传教而是促进西医科学在华的发展。博医会的成立，标志着半世纪以来的以医传教工作就此终结。
虽然行医不为传教了，但仍然有络绎不绝的医生来到中国，因为他们觉得作为上帝的子民，有义务去帮助居于苦难之地的人民。年，美国女传教士道济（DeborahMatildaDouw）首次来华，发现迷信对于妇女儿童伤害尤为巨大。她亲见一名产妇因为难产，接生婆在孩子先露出来的脚上套上一只鞋，认为孩子就可以这样自己走出来了，结果母子双亡。
道济大哭，然后返美用八年时间筹款，于年再度返华医院，推广新法接生和预防接种，医院的前身，也医院。同年，上海的西门外也由美国基督教妇女医院。
医院与以往最大的分别，就是不再以传教作为行医的目的。到年，教会在中国一共建立了所医院，今天的北京协和、上海同济、济南齐鲁、成都华西、湖南湘雅……凡知名的几乎尽在其中。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在华医学事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美国占主要地位的彰显。这一变化，跟同时期美国国力的上升恰成对比。协和、齐鲁、华西、湘雅均有美国教会或大学的参与，就是明显例证。
医院在中国城乡的普及，生病了不去找大夫来家诊疗，而是去找“挂十字架的地方”住院，逐渐变成了中国百姓一种新的生活常识。许多传教士来华，促成医学传播的同时，更促进了中国公共卫生的现代意识。尤其在乡村和边远地区，洗脸、漱口、刷牙慢慢取代原有的生活习惯。
不仅如此，外来文化在思想观念上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例如缠足陋习的去除、以及对提高妇女地位前所未有的重视。年，南华医学院接受了第一名医科女生入学。或许没有男女平等意识的渐入人心，就没有后来的林巧稚和乐以成。
总体而言，来华传教士大多本着耶稣“爱人如己”的宗教精神，放弃本国相对更加优渥的生活，来到当时缺医少药的中国行医，最终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虽然有诸多的问题，例如医院分别对待中国员工和外国员工、借中国病人进行新医新药的试验、甚至借行医名义行其他不轨的行为，但毕竟还是更积极的一面居多。既没有必要无限拔高其正面效应，也不必忽视他们带来的改变。
对于传教士而言，他们自认全知全能的上帝，看的是每个人的心。中国人对他们的感激，也大多感激的是他们在医学上的献身精神和专业操守，而并非他们的宗教理念。以伯驾为例，作为来华行医第一人，中国人称赞的是作为医生的伯驾，而不是作为传教士的伯驾，更不是作为外交家的伯驾。伯驾在结束在华行医生涯之后，于年成为了美国驻华公使。他积极谋求扩大美国在华利益，对华态度强硬，其著名的言论是：“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orBreak）”
但林则徐没有听到这一句名言。虽然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林则徐越到晚年就越憎恶洋人。年他在福州，发动当地士绅发动了一场驱逐传教士出城的运动，起因便是两名传教士在福州城中借佛寺而居留行医。
驱逐半年后被新即位咸丰帝启用的林则徐，在赶赴广西剿办洪秀全的途中病故，临终前大呼“星斗南”。当时清人的笔记叙述此事都不明就里“莫解所谓”，后来才被人发现：“星斗南”正是闽南话“新豆栏”的对音。
憎恶洋务的林则徐在临死之前，想到的是十一年前替他治疗疝气的伯驾，广州新豆栏街的第一所外国来华医疗机构。“星斗南”三字中隐含着什么样的复杂心绪？是服膺、惊惶、厌憎、遗憾、警惕还是恐惧？即便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也值得国人细品。
参考：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高晞《传教和行医：不同道不相为谋》梁碧莹《“医学传教”与近代广州西医业的兴起》赵凯《西方传教士为什么要给中国人治病》陈燕《清末民初传教士“医学传播”的方式与影响》